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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易说禅：说不可说之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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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易说禅：说不可说之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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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8-20 20:5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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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道无所不在，而易道无所不包。禅易的特质逻辑地决定了其融合的历史必然性。禅本不立文字、不可说，然又不能脱却文字、不得不说。禅家借易说禅，以易的阴阳变化与图象思维巧妙地创造了禅宗新的言说方式，是禅易会通的杰作；同时，所构建的禅宗易学，也是对易学宝库的丰富，值得在易学史上大书一笔。
关键词：禅宗；周易；符号
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是禅宗处理禅与言的历史过程中所突现出的一对逻辑悖谬，为释解这对禅言悖谬的紧张关系，不仅使禅宗生发出了一系列说不可说之说，构成了禅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分支──禅语言学探讨的对象；同时使易与禅历史地相遇，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易学派别----禅宗易学。本文拟对此历史进程、逻辑悖谬，由之引发出的以易入禅、借易弘禅的禅易符号说及其哲学意义进行探讨。
一、禅与言：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
禅宗独特的传释智慧，重在解决语言与实在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谓传释，一般称“诠释”，但诠释往往只涉及到传释者而未兼顾到受传释者。这里所谓“传释”，是试图兼及传释者和受传释者之间既合且分、既分且合的整体活动。叶维廉先生以之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诗歌，而创有“传释学”[i]。我这里将它移植过来，借以指谓禅宗语势兼用、说不可说的传禅发机活动。禅与言的关系在中国禅宗史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就是，从藉教悟宗到教外别传，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其中所蕴含的逻辑悖谬成为禅易相互关联的重要媒介。
1．禅与言：历史过程与逻辑悖谬
在禅宗形成的前期，即通常所称的禅宗前史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在梵文经典的翻译，因此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的作用。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343--413）有“舌不焦烂”之谶。“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 [ii]此外，道安（312—385）、玄奘（600--664）、窥基（632--682）等佛经翻译家对语言极为重视。禅宗所传的自初祖达摩（？--536）到五祖弘忍（601--674），一直以《楞伽》印心。自慧能《坛经》“不立文字”始，禅门五家七宗借所谓“释尊拈花，迦叶微笑”的公案[iii]，便在“不立文字”上做足文章，视语言为障道之本，视读经为磨砖成镜，大机大用层出不穷，语势兼用花样翻新。各家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接引方式即门庭施设上，而所谓的门庭施设，实即言语传释方式之别。大致来说，云门宗有云门三句“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法眼宗有“法眼六相”；临济宗有“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三玄三要”；曹洞宗有“五位君臣，宝镜三昧”；沩仰宗有“九十七圆相”；黄龙派有“黄龙三关”（那个是上座生缘处？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驴脚？）；杨岐派之“颂古，看话”等。
从“不立文字”的无字禅到“不离文字”的文字禅的转变，始于五代北宋之际。自北宋起，禅风为之一变，由唐五代的无字禅即自慧能始的不立文字之禅变为不离文字之禅。入宋，由于禅宗灯录的大量刊行，参究公案之风日盛，文字禅由之而起。首由汾阳善昭（947--1024）的颂古，到圆悟克勤（1063--1135）的评唱，到觉范惠洪（1071--1128）的石门文字禅将文字禅理论化、系统化，文字禅之风愈括愈盛。禅是大道，而不是技艺。专事在语言文字堆里打滚，执言泥句、执指为月地在文字中讨禅，无疑是将大道堕降为技艺。临济宗人大慧宗杲（1089--1163）创看话禅，曹洞宗人宏智正觉（1091--1157）创默照禅的出现，是对文字禅的一种再否定。
禅宗强调以心传心，薪火相传。它的兴盛在于“不立文字”，因为文字在禅宗看来是第二峰头，是言筌；但从唐宋之际开始，“不立文字”的禅宗一变而为不离文字，禅完全流于文字，变成了文字游戏与“口头禅”，丧失了对自我生命的体验而流于衰歇。所谓不立文字，就是不凭借语言文字来解释、传授教义。传教的人不立文字，学佛的人不依文字；是对语言传达能力的怀疑的态度，认为语言在传递意义的同时又遮蔽了意义，因此，佛学、佛教最精微最深刻的义理，在佛经的文字以外，在语言以外。这就是禅宗的“第一义”不可说。禅宗语言作为一种宗教语言，总是试图将信仰者引向对绝对、超越对象的思考，这种性质决定了禅宗语言“不立文字”的必然性。故有离相、离境，无念、无心，超四句、绝百非之说。
既然名言、知解都无法揭示禅道的真谛。那末，岂非禅道根本不可传了吗？虽说“第一义”不可说，但还是说了三藏十二部之多，可见，怀疑乃至否定文字的功用的禅师们并不能离开文字。故又有不离文字之说。释迦牟尼本人也是重视语言文字，重视运用语言文字宣说教义的。三藏十二部汗牛充栋的典籍即是明证；玄奘不顾惜身命耗17年之心力到西天取经，又用十九年之心力进行翻译，当然是为了求取佛经原本，使佛教真义是否不被歪曲，这在当时关系到佛教兴衰乃至存亡，这也充分说明文字的作用。慧能在黄梅请“解书人”将其偈题西间壁上，“呈自本心”。《坛经》上虽有“不立文字”“不合语言”，此经先即语言，后又成文字。更何况契嵩本、宗宝本作“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既言不立文字，早已立了文字。主张不立文字的曹溪门下大师多有法语传世，仅禅宗五灯，总计150卷，数千万言，亦可谓不离文字耳。
“不立文字”，是“说不得”；“不离文字”，是“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这正是禅宗所要摆脱的悖论，也是哲学所真正要解决的认识机制。正如萧捷父教授所指出的，佛法主张“第一义”不可说，这本身是一个自语相违的悖论，因为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已作了“不可说”这种说明。为摆脱这种逻辑矛盾，禅宗主张“绕路说禅”，即认为不可说的东西并非不可说，问题在于如何说，如何运用禅语言的特殊功能。后期禅学的诗化，似表明禅境与诗心一脉相通，这只是禅语言艺术的一端，至于禅语言中还有各种机锋、反诘、突急、截断、擒纵等等，各有其特定的表达功能[iv]。禅宗不仅立了文字，而且讲得还很系统，这是“不可说之说”，其中蕴含着“不可说的东西如何说”的机制，这正是禅学研究要阐释清楚的。如何超克这一矛盾，在不可说中说，在说中不著言相，这是禅宗的主题，也是哲学的主题。
2．语言的极限与极限的语言
人类心智活动的领域比语言所能表达的领域远为广阔，因此，可以说语言确实存在在着边界与极限。欧洲哲学在经历了几千年后，出现语言学与解释学的转向，这绝不是偶然的。而禅宗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展开尝试与探索。它的标志性特征是所谓“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禅宗历史上德山（782--865）烧疏钞，宗杲毁《碧岩》，仰山（807--883）火圆相，均为表明禅道在文字之上、之外。不少人由此产生疑问：既然全面否定语言的作用，建立在语言之上的交流如何可能?禅门宗徒之间及其与学界之间的对话如何可能？禅宗的传播如何可能？事实上，这是对禅宗的严重误解。通过大量的灯史和公案，我们可以看到，禅以种种丰富多彩的语言方式呈现出来。除了诗人之外，能够如此纯熟地驾御语言、作语言的主人而不作语言奴隶的无，恐怕只有禅僧。同时，中国诗词的辉煌与禅宗的兴衰恰成同步运动，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饶有意味的问题。
禅是生活的智慧与艺术，不是知性的理解和观念游戏，而是直观的亲证；所谓“言语道断”，是说禅不是知性化的理念所能传递的。就是在这两难之中，禅宗发展出一套极限的、特殊的语言——象征式语言──不用逻辑而用象征，不用观念而用隐喻，用体验而不用思考，用不二直观而不用二元的思虑。用扬眉瞬目，棒喝圆相等等来表达生活体验与心得。这种语言使禅具有了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第三只眼”，使我们获得了与传统二元论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新的思维方式。大致说来，禅宗创设的说不可说的方式可分为三类：以言说禅（玄言、机锋），以势示禅（棒喝、打掴）、以象喻禅（画圆、示相）。语势兼用的传释智慧，无非是试图借助这种媒介，帮助僧众洞察自我的本来面目，使其真正能够挺立自己的主体精神。这就是禅宗之所以全力以赴，绝不放松喘一口气的原因。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与智慧，对今天的宗教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以至日常的思维与表达方式，尤其是对教育学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发作用。禅宗的语言观及其弘扬，在一定意义和范围内，对当今执着机械理性、粘滞于语言形式的某些弊病能起到救治作用。然而，这一极其丰富的精神宝藏却一直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
关于禅宗运用语言和机锋、语势兼用说不可说，拙作《语默之间：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v]已作了初步探讨，此处着重对禅宗尤其是沩仰宗、临济宗和曹洞宗运用《易经》符号语言说不可说及其哲学意义进行研究。历史上禅与言的关系适应禅宗建设与传释的需要，总是在有字与无字、语默两极之间来回震荡。而禅宗借助易学所开创的圆相符号语言则巧妙地释解了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的紧张关系，在不立与不离之外另辟蹊径，创造出了一套新的说不可说的符号言说系统，且在禅宗五家门风之中皆俯拾即是，成为当时禅门普遍运用来开示宗徒的基本法门之一。
二、以相示禅：禅宗的符号语言
借易说禅，是祖师禅起以后的事，上似可溯至慧能，下实遍及南宗五家禅，成为各家通用的方便。而在历史上禅易交涉影响最著者大致可以归约为两个系统：南岳怀让（677--744）一系的以圆相、阴阳说禅，和青原行思（671--740）一系的以五位、圆相说禅。从宗派来说，以曹洞宗、沩仰宗和临济宗为最。它们在历史上都曾别开生面地发展出禅宗说不可说的新的符号语言形式，禅以易显、易以禅彰，禅易回互、融合无间，这些都无疑都进一步促进了佛教禅宗与中国哲学关系的深化。其影响波及韩国及日本禅宗（另论）。禅易会通所涉层面甚广，这里仅择要略作粗线条的勾勒。
1．南岳怀让一系：借圆相说禅
南岳一系以易说禅，据史传向上似可溯源于慧能的三十六对法，马祖道一（709--788）及其弟子南泉普愿（748--834）皆尝用圆相；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始于南阳慧忠（？--775）；向下又大致可分为两派禅系，一是沩仰以圆相说禅，一是临济以阴阳说禅。
首先，从南阳慧忠到沩仰圆相，其特点是借圆相说禅。
相传唐代南阳慧忠国师是禅宗以图象明宗、用《易经》讲用功修持，即禅宗图象圆相说的第一位创造者。圆相，是慧忠所创造的说不可说的“奇特言语”（慧忠语）：
师（慧忠）见僧来，以手作圆相，相中书日字。僧无对。师问本净禅师：“汝已后见奇特言语，如何净？”曰：“无一念心爱（疑作“受”）。”师曰：“是汝屋里事。”[vi]
关于圆相的创始及传承谱系，前已述及，“九十七种圆相”之作始于慧忠。据慧忠之言，圆相最早或可溯源及于慧能；慧忠以之授侍者吉州耽源山应真禅师，应真授仰山慧寂。《人天眼目》、《五灯会元》有详细记载：
圆相之作，始于南阳忠国师。以授侍者耽源。源承谶记传于仰山，遂目为沩仰宗风。明州五峰良和尚。尝制四十则。明教嵩禅师。为之序称道其美。良曰：总有六名，曰圆相，曰暗机，曰义海，曰字海，曰意语，曰默论。耽源谓仰山曰：国师传六代祖师圆相九十七个，授与老僧。国师示寂时，复谓予曰：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道。次第传授，无令断绝。吾详此谶事在汝躬，我今付汝，汝当奉持。仰山既得，遂焚之。源一日又谓仰山曰：向所传圆相，宜深秘之。仰曰：烧却了也。源云：此诸祖相传至此，何乃烧却？仰曰：某一览已知其意，能用始得，不可执本也。源曰：于子即得，来者如何？仰曰：和尚若要，重录一本。仰乃重录呈似，一无差失。耽源一日上堂，仰山出众作○相，以手托起作呈势，却叉手立。源以两手交拳示之。仰进前三步，作女人拜。源点头，仰便礼拜。此乃圆相所自起也。[vii]
据此，有几点值得注意：圆相之作始于慧忠，但或起于慧能；[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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