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的重要著作。但是他对于“形而上学”的理解是错的。
1981年我曾与《辞海》编者（哲学编辑）就这个问题在《学术研究》杂志上作过两轮论战。而新版《辞海》也已修正了对“形而上学”这个概念的这种误释。③但是，这种误释却影响了现代中国哲学几十年，使许多中国学者一直不懂所谓“形而上学”一词的真正意义。
③见《何新集》。
（8）如果读哲学史的话，我建议您读一读怀特和文德尔班（新康德主义）的西方哲学史（商务版），不要只读罗素那本。
罗素哲学史是一部破烂、灌水的杂烩。我之所以说此书是灌水的书，是因为人们读这本书后所能得到的印象是：在罗素以前历史上的哲学家只有一系列逻辑谬误。④也就是说，除了罗素主义自身之外，在罗素之前，历史上根本没有存在过真正有意义的哲学。
④“他们宣称传统哲学只是一些伪问题而已。”（石里克）但是，我想到黑格尔的一段话：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的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詡为：有了它，前此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但根据以前的许多经验，倒足以表明新约里的另一些话同样地可以用来说这样的哲学，——使徒彼得对安那尼亚说：“看吧！将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经站在门口。”
怀特书出的早，已不易找。文德尔班是新康德主义的大家，所著《哲学史教程》（上/下）值得一看。但我认为迄今最好的西方哲学史还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4卷）。（但是很不好懂。可先看其论苏格拉底，何等精彩！）
（10）希腊哲学三杰是苏、柏、亚。三人有师徒相承关系。苏在政治上是反民主派，所以他被民主派以多数表决的形式处死了。苏氏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的这三位公认圣人其实都是希腊民主制的批判者。⑤这是耐人寻味的。
⑤亚氏有一句名言：“多头是有害的，让一个人去统治吧！”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共产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⑥他最早发现了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并且主张限制私有财产。（他说一切城邦都分裂为对立的两部：一部一无所有，一部拥有一切。两部互相把对方看作寇仇。）柏拉图认为“民主”必然导致“暴民政治”，正如另一个极端寡头专制同样应当被摒弄。
⑥柏拉图《法律篇》（739C—739D）：真正最美好和最幸福的社会，大概是没有“私人”利益的社会，在那里，甚至妻子儿女也是“共有的”，而且从未听到“我自己的”这句话（739c）
但是反对民主并不意味着就是拥护专制。柏拉图认为，理想的政治是以法制作为最高权威的混合政体（其实，现代的美国和欧洲，其政体根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分类，都是混合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正如他们的市场经济并不是斯密式的自由经济而是混合经济一样）。
正是柏拉图最早提出了“中产阶级社会”的“纺锤形”（两小中大）稳定的理想（即一个中产阶级人数最多而两极对立较弱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
柏拉图的思想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研究和理解。因此，在中国的西哲史教科书中，这位伟大哲学家一直被指责成“反动的奴隶主思想家。”
当时希腊的民主派在学术上属于无耻的“诡辩学派”（智者派），这一点与现代那些乐于饶舌言之无物的“自由民主派”很相象。我这种说法很可能被那些浅学无知的中国自由主义学者们大骂。但这却是历史中铁一般的事实。⑦
⑦在中国，我是最早研究顾准的人。1981年我就撰文赞扬顾著《希腊城邦制》。该书当时刚出版。但后来更深入的研究使我知道，顾著对希腊城邦民主有许多理想化的误读和误解。实在谈不上高明。
在读哲学书时，不要以为后人比前人先进。实际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提出的多数哲学问题，今天仍然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哲学著作之不朽，意义即在此。
（二）
哲学与宗教有一共同的根本性问题，即所谓“终极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人生本身的虚幻性。
但是，对世俗之人来说，正活得有滋有味，这种虚幻性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也许只有一些过来人，以至每个人到面临死亡时才会对此有所顿悟。
一位佛师曾说：佛说法四十九年，所为何事？就是要为人类解决一个最大的根本问题，即所谓“了生死”的问题。
人必有死，死究竟是终结还是非终结？这是宗教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宗教以对神（无限者）的信念和皈依解脱掉这个问题。而哲学则始终困扰在这个问题中。
由生死问题及人生虚幻与真实的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整个存在世界究竟是真实或虚幻的问题。康德称之为“现象”与“实在”的问题，在中国中古佛学中则是所谓“色”（现象界曰色）、“空”（虚幻曰空），以及关于何为“真如”（即本体、实在、本源）的问题。①
①形上问题在中国学术中，自孔子以来的儒学都不看重。因为儒者主要关注的是民生、政治和伦理。但在中古（魏晋）玄学和佛哲学中，对形上问题则作过深刻的思辩。
再由此而可以提出人的智慧和知识究竟是否可能认识“真如”的问题。因为人在本质上对于客体的介入手段是有限的，即只能通过感觉、感受、思维及语言（眼耳鼻舌身意言）介入于客体。
为什么认知问题最终总是会归结到语言问题？因为思维是意识的间接活动，它必须借助符号系统（语言）。因之，语言既是人的认识工具也是表述工具。因为人发明的语言符号（包括概念）系统，亦即古代名家及墨、荀所言的“名”的系统，既是推理工具也是传达（表述）推理的工具。
比如我现在向你传递信息，也必须使用一系列“名”的符号。借用佛语，这个问题就是所谓“诠”（诠释）与“遮”（遮蔽）的问题。②（中国古代学术中所谓“训诂学”，就是阅读古典文献时破其“遮”的一种“诠”。禅宗之所以自居教外，单传心印，不立语言文字，也是为了破除遮诠之障。）
②诠与遮的问题，根源在于指号（语言）的内在矛盾，即借指与所指的矛盾。当我说“哲学家”这个指号（词）时，它：（1）指现实中的哲学家（人物），（2）指“哲学家”这个语词。前者是“所指”，后者是“借指”。这两者混而难分。悖论就是这样发生的。
例如，“哲学家”这个指号并不属于“哲学家”（这个人群）。但在语言形式上，此即意味着“哲学家”（指号）不是“哲学家”（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以“哲学家”（指号）描述哲学家（人），因为“哲学家”（人），就是“哲学家”（指号）。令Ｍ是指号“哲学家”，Ｎ是作为“哲学家”的人；则ＮＭ，当且仅当Ｎ-Ｍ。（哲学家是“哲学家”，当且仅当哲学家不是“哲学家”。）
（三）
然而，一诠必生一遮，诠生遮生，随诠随遮。所以天下事，不说还明白，愈说反而糊涂。“诠”，就是语言符号。凡“诠”必有“遮”。因为语言符号工具本身就是“遮”，因此中古佛学称语言指号为“假名。”
假名它不是实体，却被用以象征本体，并且人必须、也只能通过它而表述本体。而人类的语言却有来自自身形式同时又是具有根本性的模糊不确定性。（中国古名家所谓“白马非马”的悖论，以及希腊的“说谎者悖论”，正是揭示了基于语言指号的这种模糊性。）
弗雷格、罗素、怀特海等试图构造一种纯粹的形式语言，也就是试图建立一种彻底无遮的指号系统。结果哥德尔证明了其绝不可能。①（孔子著《易系辞》已讨论过言与意的关系，提出：“词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庄子则主张：“得意忘言。”都与指号与意义的矛盾有关。王弼解《易》也主张：“得意则忘言”，“得言则忘象。”）②
①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论证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证明在超离经验的基础上，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哥德尔则证明，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
②参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维特根斯坦根也意识到这个“诠”与“遮”的问题，所以他断言“诠”只是语言游戏。而主张摒弃对不可言说者的讨论。“对可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但这句话本身就具有很复杂的歧义结构。）③
③这句话中的“者”有三重歧义：（1）指所言说对象，人。（2）指所言说内容，物。（3）兼指二者。
哥德尔定律证明了纯数理语言形式自身的自反（矛盾）性及所谓“不完全”（不统一）性。这样就意味着确认了人的理性认识和表述工具本身是有问题的，因此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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