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理、病理的一切“象”都归属为阴阳两大类。中医五脏六腑、十二经络都是依据功能、动态思想建构的。如“左肝右肺”，显然与实体结构不符，但却与肝主升、肺主降的属性相符，也与河洛八卦左为震木为肝、右为兑金为肺的功能模型相符。 中国古天文四象二十八宿的排列、星移斗转的周期，古地理分野坐标系统，历法物候阴阳变化节律，古乐律律吕损益的法则，等等，都是遵循易学象数的动态、功能模型。 象数功能模型的代表是阴阳五行模型。阴阳五行不仅是中国古代自然观的核心，也是传统科技的理论基础和理想框架。从汉代开始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以阴阳五行之气为七大元素（“阴阳五行”被周敦颐《太极图说》称为“二五之精”。）并以此解释世界的形成及其物质结构。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医学等均受其影响。如开古化学先河的炼丹术典籍《周易参同契》即依铅汞和水火的性能说明丹药的炼养与形成，称汞性为阳，铅性为阴，汞遇火而升华，铅遇火流为液体，二物融合为一体，即“覆冒阴阳之道”。说明阴阳五行七种元素各有自己的功能，天地万物因禀受其性能的程度不同而显现为千差万别的事物。铅禀受阴水的性能而为铅，汞禀受阳火的性能而为汞。两者的化合又产生新的物体即丹药，此为“性情自然”。中医对人体的考查则完全是建构在阴阳五行功能模型之上的（拙文《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生命的“二体三用”模型》对此作了探讨，分别载《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年第4期，《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就脏象学说而言，五脏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中肝为木、肺为金、心为火、肾为水、脾为土，其中心肺为阳，脾肾为阴，心为阳中之阳，肾为阴中之阴。（《内经》对五脏配阴阳说法不一，主要记载见《素问》的《金匮真言论》、《六节藏象论》，《灵枢．九针十二原》以及《甲乙经》、《太素》、《类经》等。）依据五行功能建立了五脏六腑之间的生克、制化、乘侮、胜复的联系，以反映人体的生理、病理状况，并决定药物和针灸治疗。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生命科学就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人体功能学。 作为物理学家的方以智依据阴阳五行功能原则研究物质现象及变化规律。认为天地万物由阴阳五行之气所构成，物质现象的变化是由于各自所禀受的五行之气所构成,物质现象的变化是由于各自秉受的五气功能相互作用的结果，并指出中国的五行说优于西方气、土、水、火的“四大”说。（参见方以智《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两间质约》、《物理小识》中的《气论》、《四行五行》等篇。） 功能性原则是我国古代自然观核心，由于象数学家、科学家(不少象数学家又是著名的科学家)的努力，终于形成了我国以功能论、气论为特征的传统科学体系。从而与西方原子结构论科学传统大有异趣象数思维重动态、重功能的倾向，又导致轻结构、轻静态的偏差，致使中华文化形成重道轻器、重神轻形的基本格局。对中国科技造成的负面影响则是实证、实测科学不发达，分析科学不发达。 三、形象性特征——重感性形象，轻抽象本质 《周易．系辞传》提出“设卦观象”“立象尽意”的原则，并说明“观象制器”的方法。“象”是《周易》最重要的范畴，它既指卦象，又指物象，物象中既有有形状可见的“形”(或称为“器”——“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有无形状可见但却可以感受的“象”。卦象、可见之物象与可感之物象，可统称为“形象”。如上文所述，此形象不同于艺术活动中的形象，不带情感色彩；此形象思维也不同于艺术形象思维，不是以事物形象为思维放射源。如“观象制器”即认为古代圣人发明器物是依据卦象的结果，卦象成了思维的放射源。卦象还是“尽意”、“类情”的出发点。《说卦传》在八卦之形象下类推出各种相关的物象。 在象数学家看来，卦象、物象是统一的双重形象。在解《易》过程中，首先从形象出发，企图建立起卦爻象与物象之间的必然联系，以证明卦爻辞完全是从物象出发的，是对卦爻象的说明。如象数学家解释谦卦象辞“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为谦”： 艮，山；坤，地。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下至卑，故曰谦也。(《九家易》注) 乾来之坤，故下济。阴去为离，阳来成坎，日月之象，故光明也。(荀爽注) 若日中则昊，月满则亏。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崔憬注) 坤为鬼害，乾为神福，故鬼神害盈而福谦也……乾为好，为人，坤为恶也，故 人道恶盈。从上之三，故好谦矣。(虞翻注) 以上注释均见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谦》。从这些解释中可看出“象”的重要作用。谦卦由下坤下艮组成，象数学家从该卦中分化出乾卦(坤的旁通卦)、坎卦(谦的下互卦)、离卦(坎的旁通卦)，这样一共就得到五个卦象，然后从这五个卦象中得到了山、地、天、日、月、水、鬼、神等物象，再从这些物象中引申出高卑，下济、光明、盈亏、好恶等功能意义。这样一来经传文就得到解释了。 宋代象数学家同样也是从“象”出发，但此时的“象”主要指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 图等“图象”。这些“图象”被用来阐述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象”是一种直观的、感性的、经验的综合体。从现象出发、从现象出发探讨事物规律、重视现象，也是中国文化及科技的特色之一。古代科学家提出了观察、测验自然现象的方法。如沈括在《梦溪笔谈．象数》中提出“测验”说，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出“采视”、“试验”说，张介宾《类经附翼．医易义》提出“验象”说，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出“质测”、“通几”说。可见“象”是中国科技思维的出发点和研究对象。《黄帝内经》不仅有《六节藏象论》、《阴阳应象大论》等以“象”命名的专论，而且最重要的是“象”是其反映内脏本质的外部征象和建构人体生命理论的重要方法。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藏象”学说，“象”即现象，“藏”即藏于胸腔内的内在器官，“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张介宾《类经．藏象第二》）。藏象学说即是基于内在形质而通过观察外部征象来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活动规律及其内外环境相互联系的理论。此外中医的诊断学说、辨证学说、病因病机学说等均离不开“象”，以至有人称中医为“唯象医学”。 由于过分强调形象、现象的作用，因而在汉、宋时代对事物本质及结构的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这种局面到了明代才开始有所改观。明代科学家将程朱的“格物穷理”引向探讨“物理”的道路。以观察物象为“穷理”的前提，以探求物理为“格物”的目的。开始注重探求事物的本质特征、构成方式和变化规律。 以形象作为思维过程媒介的形象思维，由于它不脱离整体形象去认识事物，关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横向的联系，因而展现的是宇宙万物的整体。虽然不能说中国传统科学是不研究本质规律的直观、经验科学，但重视形象经验，重视横向联系，忽略形体结构，忽略纵向探讨，却是中国传统科学的总体特色。这与功能性、整体性特征又是一致的。“形象”往往是功能的、动态的、整体的表象。综合地看，中国传统科学是一种重视形象、功能、整体而轻视本质、结构、分析的科学。 四、变易性特征——重循环变易，轻创新求异 变易是《周易》的最基本观念。“周”、“易”二字可理解为“周环、循环”与“变化、运动”。《周易》可看成是专论宇宙万物周环变易规律的著作。六十四卦是一个从乾、坤开始到既济、未济结束的变易周期。“未济”表示下一个变易周期的开始。如此运动变化，循环不已。 《周易》文字系统在对卦爻符号的解释中，明确提出周环变易的观点，如《易经》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易传》则反复强调：“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系辞传》还列举日月往来、寒暑往来的例子，说明“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伸)相感而利生焉”。《易传》将六十四卦的变易规律归结为阴阳二元相反、相对、相摩、相荡的交互作用，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 象数学派通过“卦变”说强化了这一观念。汉易象数学发明了之卦、升降、旁通、往来消息、互体等卦变体例。如虞翻卦变说，以乾坤父母卦变为六子卦，以十二消息卦变为五十二杂卦。后者分为一阴一阳、二阴二阳、三阴三阳、四阴四阳各类，每类的其他卦皆是该类消息卦爻象互易的结果，其体例皆以阴阳两爻互易，主变动者止于一爻。就卦变图而言，有代表性的还有李之才卦变图、朱熹卦变图、俞琰卦变图，而以俞氏卦变图最为合理，此图以乾、坤、离、坎四卦居中，由乾坤两卦上下升降而变出其余六十卦。乾卦一阴生至五阴生的过程即是坤卦一阳生至五阳生的过程。一卦六爻，一阳则五阴，五阴则一阳，余可类推。 卦变说将卦象看成一个相互变化、相互生成的序列，启发人们从变化角度掌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过程。卦变说还告诉人们物极则反、循环往复的道理。在十二消息卦中，阳爻生长(阴爻消退)到极点时就会走向反面，即阴爻开始生长(阳爻消退)，而到阴爻生长到极点时，又转向阳爻的生长。如此循环不已。 变易观及循环周期观对中国科技影响重大。仅就象数学家的科学成就而言，汉易中的卦气说，以六十四卦阴阳爻象的相互变易过程说明一年节气、物候的变化周期。其中以十二消息卦代表十二个月，从复卦十一月阳生，到乾卦四月阳气极盛，转为卦五月一阴生，至坤卦十月阴气全盛。说明一年寒暖(阴阳)二气的交相推移过程。邵雍反对天体永恒不变说，依先天六十四卦运行规律，表达天体运行的周期观念进而描述宇宙万物生灭成毁的循环周期。张介宾以易学变易观解释中医原理，认为人体脏腑经络功能按五行生克法则构成一循环过程，而且生克互相包涵，构成各器官的动态平衡。方以智《物理小识》认为气、声、风、光、形，都可以转化。气是本原，“气”本身是“不坏”的，气旋转则为风、振动则为声、聚发则为光、凝固则为形，彼此之间“相互转应”，无始无终。 循环变易观将物质看成是动态可变的，变化的形式是盈虚消长循环往复的，变化的根源是阴阳两种对立性能的相互作用。这种观点对整个宇宙宏观世界来说是基本合理的，整个宇宙存在永恒的大循环，而各种物体也存在暂时的小循环。这种循环是以阴阳象数的对立转化为基础的，包含着不断变化、“革故鼎新”的进步思想。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文化前后承接的亲和力和稳定性。其负面影响是过分强调了循环，轻视创新发展，将循环看成是运动的唯一形式而看不见其他形式(如直线形式、非升降形式等)。缺乏历史进化发展观念，从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如三纲、五常的永恒性)。致使中化民族沿袭因循、模仿、重复的习惯思路，缺乏创造、创新精神，缺乏应有的活力，缺乏否定意识，造成了社会发展的缓慢，甚至倒退。
易学象数思维对中化文化的影响是深层次的，也是复杂的。如何整饬、修正象数思维的偏差，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已发表于《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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