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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思想综合分析 【字体: 】      ★★★★
周易思想综合分析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8-20 2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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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思想综合分析

叶福翔
 

   提要:本文以思想分析为主要方法,结合史料考证,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周易》思想、作者及成书年代作了综合考察,提出《易经》是西周卜筮官员们汇集的卜筮记录,经殷商草创、西周渐成、孔子编定;《易传》是对《易经》的义理发挥:《象》是纯粹儒家之作,《彖》是儒道融合奠基作,《系辞》和《说卦》是儒、道和阴阳思想综合作。《易传》各篇作者为:曾子作《大象》,子思作《小象》,子弘作《彖》,田何作《系辞》,丁宽作《说卦》,杨何作《文言》,田王孙作《序卦》和《杂卦》。

  《周易》思想的性质判定问题,是易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在60年代初的易学讨论中,冯友兰先生的“《易传》的哲学思想”①和“《易经》的哲学思想”②两文对该问题作过总体探讨, 80年代初张岱年先生“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③和余敦康先生“从《易经》到《易传》”④等文又作了总体研究,在朱谦之、金景芳、张立文、朱伯昆等的易学专著中也可看到对该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周易》成书年代及相应作者问题,也是易学史上争辩已久但仍无公认定论的重大问题,相传“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传”,而后衍成“易林三千”,但自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揭证“系辞”、“文言”诸篇非孔子所作以来,历代考证不断,近现代康有为、梁启超、顾颉刚、余永梁、郭沫若、闻一多、李镜池、高亨等从史料、训诂等角度深刻研究过该问题,70年代香港蒙传铭的“周易成书年代考”⑤和80年代台湾王开府的“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⑥等也颇有创见。显然:任何思想必定与特定的作者相联系,特定作者又必然与一定的时代相对应,因此,《周易》思想,作者及其成书年代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同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以思想分析为基本方法, 结合史料考证, 即通过将《周易》思想与诸经、诸子思想相比较,兼取《尚书》,《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中的史料和考古发现为证,在前人时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周易》思想及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再作一次综合论证。

一. 《易经》思想及其作者

1. 《易经》非周公所作、也非出自孔子

  通观《易经》(卦象及卦爻辞),不能否认其为卜筮之象和占断之辞,其占断的范围涉及当时社会生活各个侧面,表现出一些朴素的思想,包括何种情形为“吉”,何种为“凶”,何时“有利”,何时“不利”,等等,其中贯串全经有一种对“君子”、“大人” 和“小人”无 向性的总体思想值得注意,如:

   “利见大人。”(《乾》等)

   “君子吉,小人否。”(《遁》)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大壮》)

   “小人无咎,君子吝。”“君子无咎。”(《观》)

   “小人吉,大人否亨。”(《否》)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师》)

< 这决不是站在帝王立场能说出的话,象周公站在君主立场强调“重小民”、“敬德保民”的思想就与此不同,试看《尚书》中记载的周公思想:

  “呜呼!小子封,恫 乃身,敬哉!天畏 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 民。”(《尚书.康诰》)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徽柔懿恭,怀保万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则皇自敬德……”(《尚书.无逸》)显然与《易经》总体思想有异,综合《尚书》中记载的周公言行和周公本人从未提过《易》且继承了殷人龟卜传统“乃卜三龟,一习吉。”(《尚书.金滕》)可以认定周公本人未作《易经》。同样,《易经》中“开国承家”类思想也不会出自底层平民。这样,《易经》就只能是既非君主、又非平民的中层人士所作,孔子和后来通称的士阶层就是这类中层人士的代表。

  但《论语》中记载的孔子思想却有抬举君子、贬抑小人的 向: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

这些思想及其语言风格也都不同于《易经》,故《易经》也不会出自孔子。

2. 商代无《易》

  卦爻辞是否会成于周公之前呢?由于《尚书.商书》中找不到《易》的记录,箕子传授武王“洪范九畴”(见《尚书.洪范》)时也只字未提《易》(如商代有《易》,则作为纣王亲戚的箕子必知《易》。箕子能将包括五行说在内的“洪范大法”传给武王,有《易》的话也无必要保留。),加上甲骨文中无“卦”、“筮”、“蓍”、“或”、“国”等字,故可以判定通行本《易经》不是出自商代。考 虑到周人文化应低于殷人文化的历史推定⑦,“文王拘而演《周易》”就不足信了。

  然而殷商卜筮之风很盛,考古发现的甲骨卜辞和数字卦显示着殷商文明与《易经》有或多或少联系── 从现今已有发现看:商代的数字卦多为六位一组⑧,与《易经》卦象六爻同构,故易卦源于筮数之说是合理的⑨; 同时,因龟壳裂纹确似卦象, 故卦象出自龟卜之说⑩也是合理的(关于这一点, 如果经济条件和养龟繁殖允许, 甚至可以用正交试验设计法进行实验验证)。卜象和筮数应是产生卦象的两大实践源泉。

  卜辞与卦、爻辞之间存在一些类似, 如:

    卜辞                  卦、爻辞

   利;不利                利;无不利;无攸利

   吉;大吉;弘吉             吉;大吉;贞吉

   若;弗若                若;如;不如

   贞我旅吉。               旅贞吉。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由此推知:尽管商代无《易经》,但盛行于殷商的以龟卜成象、筮数成卦的卜筮实践确实奠定了卦象的基础,卜辞已经开始为卦爻辞作资料积累,是卦爻辞的初始形态。

  汉代郑玄之后,历代都有人引《周礼.春官宗伯.大卜》证明有夏易《连山》、商易《归藏》,这实在是误会,请看《周礼.春官宗伯》原文:“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 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明明是说连山、归藏、周易为三种方法,怎么就会因后来有《周易》之书名而推出有三种《易经》呢?既使有三种《易经》,也都是周代共存的三种《易》,决不是夏、商之《易》。── 更有孔安国《尚书序》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中国文字至商代甲骨文、金文才较为成熟,夏代陶符似还不足以记《典》,何来《三坟》《五典》?纯属托古崇古之为。

  至此,说明周代以前也不存在《易经》。

3. 周代卜筮史官作《易》

  从《周礼.春官宗伯》中可知:西周设有大卜、龟人、占人、筮人等卜筮官职,其官种之繁、人数之多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些卜筮官员的工作任务应该就是将卜筮结果及应验情况记录下来,其最后成果自然应该就是《易经》,现存《易经》卦爻辞中有些占断显然不是一次卜筮记录而成,例如:

“坤: 元亨, 利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 先迷后得主, 利; 西南得朋, 东北丧朋; 安贞吉。”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

  “睽.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 .初六:系于金怩,贞吉;有攸往,见凶;  孚嘀躅。”

  “巽.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遁.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如《易经》系一人所作,显然无必要在同一断语中重复多个“亨”、“吉”之类的词,故看来《易经》非一人一时所作。顾颉刚先生曾从卦爻辞中的故事推断《易经》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11,这仅是从历史可能性考虑,如再结合知识积累的逻辑考虑,由卜筮记录积累成《易经》规模需要相当长时间,故《易经》的形成年代极可能绵延于西周三百多年间,作者应是多位卜筮史官。

4. 孔子编《易》

  另一方面,由于有案可稽的最早《易经》应用史实是公元前672 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这说明在孔子(551-479 B.C.)之前的公元前672 年《易经》就已经成书或初具规模。这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了孔子作《易》,可与前述从思想角度的否定相补充。

  然而,《易经》的语言风格与《诗经》、《春秋》确有相似之处12,不比《尚书》古奥,如:

    《易经》          《诗经》

或跃在渊(《乾》)   鱼潜在渊,……或潜于渊(《小雅.鹤呜》)

  王用出征(《离》)   王于出征(《小雅.六月》)

  受兹介福(《晋》)   报以介福(《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

  系于苞桑(《否》)   集于苞桑(《唐风.鸨羽》)

  君子于行(《明夷》)  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

    《易经》          《春秋》

  童蒙求我(《蒙》)   齐人救邢(《闵公.元年》)

  高宗伐鬼方(《既济》) 晋侯伐卫(《文公.元年》)

  震用伐鬼方(《未济》) 楚人伐吴(《定公.二年》)

  利牝马之贞(《坤》)  考仲子之宫(《隐公.五年》)

  公用亨于天子(《大有》)公会郑伯于垂(《桓公.元年》)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易经》与《诗经》和《春秋》的形成年代不会相差太远,有可能是孔子统一编定。

  于是,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考虑,符合史实的《易经》成书经过的逻辑推断是:

  《易经》是西周时期将卜筮卦象与有应验的卜辞结合起来的卜筮记录,作者为西周多位卜筮官员。西周末年,社会动荡,王权衰而诸侯兴,于是一些卜筮官员携《易》投奔诸侯。春秋时期,鲁国文化发达,必有《易经》传入,《易》在传抄过程中难免添加减漏,这应是后来形成多种《易经》抄本的根源。孔子早年可能倾力于《诗》、《书》、《礼》、《乐》而未注意《易经》(这从《论语》中多次提及《诗》、《书》、《礼》《乐》的内容可以看出),到晚年才“晚而喜《易》”,惊呼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于是“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而编定《易经》(包括卦序和卦爻辞),传与门人,奠定今日通行本《易经》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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